KUTANKIO!

　　1990年8月2日，独裁者萨达姆领导他的军队入侵了盛产石油的科威特。跟巴拿马的诺列加（Noriega）一个货色，萨达姆曾做过美国近十年的盟友。在1980-1988年间，他杀死了15万名伊朗人，另有至少13万的伊拉克人死于其手。然而，里根和布什政权不顾国际人权组织的抗议，将萨达姆视为美国-伊朗矛盾中的宝贵盟友。就在入侵科威特一周前，美国驻伊大使April Glaspie与萨达姆惺惺相惜，将ABC主持人Diane Sawyer对萨达姆的描述评价为“虚伪、不公正”，并称萨达姆 “在媒体现身，即使是只有五分钟，也对美国人理解伊拉克会有帮助。”

　　April Glaspie的不当评论可能让萨达姆误以为美国对其“吞并”邻国的做法会加以纵容。然而，入侵科威特却恰恰超越了布什政府忍耐的极限。这一次，萨达姆的罪行要比用毒气杀死成群的库尔德难民要严重的多。这一次，“石油”成了问题的核心。
     美国人难以驯服的萨达姆正在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13年后，《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总结，萨达姆“不是进攻我们，而是把他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最大的石油资源地波斯湾上”，“这个恶毒而且自大狂的独裁者会在给世界工业基地提供动力的自然资源上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而这正是美国人难以容忍的。

　　如果严格的从道德角度来说，即使是受到暴君萨达姆的威胁，科威特也根本算不上一个值得庇护的国家。这个超级富有的小国刚刚独立了二十五年。1986年，通过解散象征性的国民议会，当权的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加紧了对这个“黑金之国”的控制，将国家权力牢牢地把握在在位埃米尔的手中,这厮一生结婚40次，有70多个孩子，用萨达姆的话说是个“玩弄女人”的人。之后一直到现在，科威特独裁政权残忍地镇压国内小规模民主运动，胁迫和审查记者，用卖身契和奴隶制雇用外国难民充当国内最大部分的劳动力。科威特富有的年轻统治者在大学期间声色犬马于从开罗到华盛顿的各国首都。

(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
 　　另一方面，伊拉克不像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它拥有足够强大的军队以保证其不会在一个周末的战斗后屈服。萨达姆也不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他离美国本土远远的，富得流油，能熟练使用低烈度冲突中的心理战术连蒙带吓地强化统治。将伊军逐出科威特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还要对美军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调动。美国民众又是出了名的不愿为任何理由将本国年轻人送上战场。因此，把一场地处中东的战争推销给美国人民并非易事。布什政府必须向人民说明前盟友萨达姆的内心是多么邪恶，而科威特又是个那么孱弱的民主政权。那么，布什政府如何获得支持以“解放”那个根本不承认民主价值的科威特？海湾战争又如何能够看上去显得高尚和必需而不仅仅是为了廉价石油？

　　“一旦战争的枪声打响，记者们就会为美国士兵为何为石油酋长而战死感到好奇，”Hal Steward警告说。他曾是美军的公关官员。“美军最好制定好一个能给出答案的公关方案，而不是应对答案的方案。”

　　他其实没必要担心。一个公关方案早已出炉，而且是由“石油酋长”们自己埋单。

包装科威特王室

　　一位支持海湾战争的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议员Jimmy Hayes曾估计科威特政府雇佣了不下20家公关公司、律所和游说公司来发动美国民意反对萨达姆。参与其中的公司包括：Rendon Group，为媒体工作收取每月十万美元的服务费；Neill & Co.，为游说国会收取每月五万美元的服务费。美国前任驻巴林大使Sam Zakhem通过两个front group支出了770万美元的广告费和游说费：身处危险的美国人联盟和自由使命力量。前者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组织，能制作并投放电视和报纸广告，为支持战争的游行和集会豢养着55位演讲者。

　　当时世界最大的公关公司伟达公关是“科威特”策划案的主要策划者。它的为科威特政府所做的活动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由外国资助的、以操纵美国民意为目的的策划案。在法律方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本应将这项公关活动公诸于众，但是司法部却故意视而不见。萨达姆的军队踏进科威特九天后，科威特政府同意签署一项合同，使伟达公关成为“自由科威特公民团（CFK）”的代理人。这个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公关傀儡，被用以掩盖科威特政府的真实身份和其与布什政府的共谋。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科威特政府向“自由科威特公民团”输入了1190万美元。而该组织除此之外的资金17861美元是来源11位个人。该组织的全部经费基本上都以服务费的形式——1080万美元——进了伟达公关的帐户。

　　伟达公关华盛顿办公室的负责人是Craig Fuller。他是布什最亲密的朋友和私人政治顾问之一。直到战争结束，媒体才想到Fuller的身份问题，但是如果美国的编辑们读过the PR trade press，他们也许在战前就能够注意到 O'Dwyer's PR Services 上发表的一项声明：“Craig L. Fuller，布什任副总统期间的幕僚长，从科威特项目开始第一天起就负责此项目。他和Bob Dilenschneider曾到沙特阿拉伯监制20份录影带，并督促其他事务。The Wirthlin Group，伟达公关的研究机构，负责里根政府的民意测验。Wirthlin报告称其收到科威特项目研究计划110万美元的经费。位于华盛顿的伟达公关美国总裁Robert K. Gray曾负责领导里根的两次竞选。多年来他也在参与外国客户的项目。科威特项目的客户总监Lauri J. Fitz-Pegado曾是美国新闻署的海外业务主管，于1982年Robert K. Gray成立公司时加入伟达公关。”

　　（Craig Fuller)

     除了像Gray和Fuller这样知名的共和党人，伟达公关还豢养着一群关系良好的民主党人，以保证两党共同支持美国参战。Lauri Fitz-Pegado是科威特项目的头目，之前曾与代表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的超级游说家Ron Brown共事。伟达公关高级副总裁Thomas Ross是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媒体方面，伟达公关依靠的是副董事长Frank Mankiewicz，他曾是Robert F. Kennedy和George McGovern的媒体秘书和顾问，并曾任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总裁。在他的授意下，伟达公关向日常媒体和其他媒体发出了成百上千的会议，简报，电话和邮件。

　　即使是有着20多年公关观察经验的Jack O'Dwyer，也为伟达公关代表自由科威特公民团所做的迅速展开的公关工作感到惊讶：“伟达公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一家公关公司从未扮演过的角色。伟达公关成功驾驭了五花八门的创造民意的方法和技巧，以保证美国人民站在科威特一边...这些方法包括通过新闻发布会展示伊拉克所实施的虐待和其他罪行，和在全美大学校园散发上万的“自由科威特”T恤和车贴。”

　　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119名伟达公关分布在全美的管理人员曾参与了科威特项目。“司法部列举的该公司的活动包括安排媒体记者采访科威特人，设立节日（自由科威特日、科威特祈祷日和学生信息日），组织公众游行，向媒体公开人质的书信，散发新闻稿和宣传材料，接洽个层次的政客，制作从沙特播出的阿拉伯语午夜广播节目，”Arthur Rowse在战后出版的《渐进式》一书中写道。自由科威特公民团还策划发行了一本匆匆写就的《强暴科威特》，全书154页，描述了伊拉克的暴行。此书被包括在了media kits里，之后曾作为电视脱口秀和华尔街日报的专题科威特大使馆也购买了20万册分发给美军。

　　伟达公关还花费100多万美元制作了数批新闻视频。但这笔钱花的很值，因为这些视频在媒体中播放的时间可能要值上数千万美元。这些视频新闻稿（VNR，Video News Release）被全世界的勤恳的电视新闻制作人们播出，而他们大都没有识破这些故事是来源于科威特所委托的公关公司。电视台和电视网络不加辨别的将这些“精雕细琢”的宣传材料播放给不知情的观众，观众们却以为他们在看的是实打实的“新闻报道”。Arthur Rowse曾在海湾战争结束后要求伟达公关播放一些视频新闻稿给他看，但是伟达公关拒绝了。显然这些虚假的新闻报道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且向记者展示这些误导性的新闻对伟达公司毫无益处。在《不可靠消息源》一书中，Martin Lee和Norman Solomon写道：“一个马萨诸塞州大学传播系的研究小组曾调查了公众意见并将结果与美国在海湾地区执行的政策相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悲哀的：人们电视看得越多，事实就知道的越少；事实知道的越少，他们就越倾向于支持布什政府的政策。”

　　在科威特项目执行期间，Wirthlin Group负责民调，以帮助伟达公关掌握关键受众的情绪取向，决定何种主题和口号能在为美国实施军事行动争取支持的活动中最有效。在战争结束后，加拿大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名为“贩卖战争”的电视纪录片，并获得了艾美奖。在这部片子的一个采访中，Wirthlin Group的高管Dee Alsop吹嘘了他的工作——观众调查是如何影响科威特大使的衣着、发型，以使他能够更加取悦观众。Dee Alsop将Wirthlin Group的任务揭示为“寻找能够真正与美国人民产生情感共鸣的信息。”而根据他们的发现，最能触动观众心弦的题材是：“萨达姆是一个疯狂的暴君，他已经对自己的人民施以暴政，而且可能带来更多的灾难。他的暴行需要被制止。”

儿童做噱头

　　每个媒体大事件都需要被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称为“噱头”的亮点。一个理想的噱头将成为一次新闻报道的中心，显示其新闻价值之所在，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并使其在读者脑海中回荡。在“海湾战争”的案例中，这个噱头就是由伟达公关来“发明”的，并在风格、实质以及传播方式上与一战中英国所做的关于德国士兵杀戮婴儿的听证会有惊人的类同。

　　1990年10月10日，国会人权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了听证会，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展示伊拉克人权侵犯行为。表面上看，听证会是国会的官方议程，实际上则是自欺欺人。由加州民主党议员Tom Lantos和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John Porter领导的人权委员会其实只是个政客联盟。Lantos和Porter还是国会人权基金会的主席，一个独立法人并在伟达公关华盛顿办公室免费占有价值每年3000美元的办公场所。这个基金会不仅有着国会的头衔，而且还是伟达公关的front group之一。它像其他 front group一样用一个高尚的头衔来掩盖其真是的目的。

　　只有少数敏锐的观察家看破了伟达公关所谓“人权”的伪善。《第二战线》的作者John MacArthur就是其中之一。该书目前仍是关于海湾战争期间媒体所受操纵的最好的一本书。该书提到，1990年秋天，伟达公关华盛顿办公室的电话总机同时为人权基金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专员”接听电话。“像土耳其一样，印尼也是伟达公关的客户，它也是又一个赤裸裸的侵略者，在1975年强占了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在吞并东帝汶之后，据保守估计，印尼政府杀死了大约十万名当地居民。”

　　作者还注意到另一有关1990年十月听证会的有力事实：“人权委员会并非国会机构，因此它可以豁免于让证人不敢撒谎的法律限制。宣誓之后在国会的委员会的面前说谎是犯罪；用匿名向一个委员会撒谎则更像是一种公关行为了。”

　　事实上，在那次听证会上最触动人心的证词来自一位15岁的科威特女孩，她名叫Nayirah。据委员会所说，隐去Nayirah的全名是为了使她在科威特的家庭免遭伊拉克的报复。这个女孩一边哭一边诉说她在科威特城一家医院所亲眼看到的事实。她的证词笔录被加入了自由科威特公民团所制作的media kit中。“我当时在al-Addan医院做志愿者，”Nayirah说，“我亲眼看到持枪的伊拉克士兵进入婴儿的保育室中，他们为了拿走保育箱而将婴儿从中取出放在冰冷的地面上，婴儿只能这样等死。”

　　

     Nayirah作证三个月后海湾战争打响。这三个月中，虐杀婴儿的故事被不停地讲来讲去。总统布什讲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被作为事实在国会听证会上，电视和电台脱口秀上，联合国安理会上背诵过许多次。“在所有不利萨达姆的指责中，” MacArthur 指出，“没有哪个故事能如此打动美国民意。这个故事就是伊拉克士兵在科威特城将312个婴儿从保育箱中取出扔在地上冻死。”

　　然而，伟达公关和议员 Lantos 却没有在人权委员会上指出Nayirah是科威特皇室的一员。她的父亲Saud Nasir al-Sabah事实上是科威特驻美大使，当时正坐在旁听室中听她女儿作证。委员会也没有说明伟达公关的副总裁Lauri Fitz-Pegado曾事前给小女孩做过训练，而这个小女孩的证词甚至之后被科威特本国的调查者确认为伪证。

（Lauri Fitz-Pegado）

　　如果这些令人震怒的谎言在当时就被揭露的话，也许至少国会和媒体中的有些人能冷静的分析一下那些被精心制作的用以为军事行动争取支持的材料。公众意见在布什的海湾地区问题政策上的分歧很大。一直到1990年十二月，纽约时报和CBS共同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美国人希望即使伊拉克没能在一月十五日的期限之前撤军，布什暂时也不要采取措施。1月12日，美国参议院以5票的微弱优势支持布什对伊选战。从这个微弱优势来看，小女孩的故事给布什帮了大忙。

　　战后，人权调查员试图证实小女孩的故事但没有发现任何人证物证。采信这个故事的大赦国际被迫难堪地收回了关于此事的声明。Nayirah不能对此发表看法。“我收到的第一个答复就是她是大使的女儿（因此不能发表看法），”人权委员会联席主席 John Porter说，“是的，我想人们有资格要求公开她的证词的来源。”当加拿大广播公司向Nasir al-Sabah请求允许采访他女儿的时候，记者遭到了这位大使气愤的拒绝。

 

一生都是戏。
每当提起汪曾祺，就会想到这句话。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出戏。小说和戏剧，是这出戏的两大主角。早年靠写小说起家，又靠写小说赢得晚年的辉煌。然而，他人生最美好时光，都献给了戏剧。

汪的文艺生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个传奇，和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样，他的一生的沉浮荣辱都契合历史的脚步和节拍。早在1940年，在沈从文的指导下，汪曾祺开始写小说，很快名声大振，后来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工作。这前半生过的风生水起，一帆风顺，他的作品带有沈从文的风格，淡薄，清新，在当时的文坛，很是难得，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

 

50年代，身为文化名人的汪曾祺没有躲过政治风波，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
1960年初秋，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没有办法，他只好给北京京剧艺术团的老朋友杨毓珉写信，希望能帮忙。话说几番周折后，杨所在的京剧团的领导都同意接收了，又趁热打铁的去找人事局，赶巧人事局的领导也听说过过汪曾祺，几下一撮合，于是，阴差阳错，汪曾祺进入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
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解放初期他还有点桀骜的意思，后来的政治斗争把棱角磨平了，变的更加谦虚，谨慎。江青比较欣赏他，指定他为《沙家浜》创作团队的主笔，《沙家浜》完成后，江青还带汪曾祺上天安门，出席一个重要活动。第二天《人民日报》做了报道，汪的一个朋友当时还在牛棚，看到报纸后欣喜若狂，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汪后来也承认，没有江青的赏识，他这个“摘帽右派”在文革中才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汪也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汪曾祺回忆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由她来逐段审定。
几十年过去了，《沙家浜》里“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成为经典的俗语。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坦白讲，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话说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棋同志，江青”几个字，据说写的非常用力。粉碎“四人帮”后，汪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好事者考证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 

汪曾祺后来告诉朋友，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
江青说：“一看《红灯记》，我就落泪。”汪曾祺在背后嘀咕：“这不好，这会损寿。”有“积极分子”汇报上去，江青火了：“咒老子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汪在党内检讨。这哥们回了一句，“没恶意，只是诙谐”。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汪后来回忆说，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他一把，一直对他都很客气。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他知道，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

对于江青，他的感情很复杂，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因为不满江青对剧本的改动，江青发话说，对汪曾祺要“控制使用”。此话一出，汪的处境变的很难受，当时谁也不知道“控制使用”的分寸，正如《沙家浜》里写的，“这个女人不寻常”，江青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他的朋友后来形容那几年，汪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四人帮被粉碎，汪曾祺心情很舒畅，但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他成了怀疑对象，被审查了两年，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那是一段苦闷的日子，在家人的鼓励下，他重新捡起小说，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受戒》、《异秉》一气呵成。他后来的小说大部分是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
我比较喜欢的是《陈小手》，讲的民国年间一个乡村男妇科医生的故事，风格依旧是清新，顺畅。故事的背景是北伐时期，一个小镇有一个男妇科大夫——这在民国年间很少见。后来，孙传芳的部队在小镇驻扎，团长的姨太太难产，接生婆束手无策，只好请来了医术高明的男妇科大夫，一番抢救，母子平安，团长给了大夫20大洋，等大夫骑马转身的时候一枪把他打死了，团长杀了人，还觉得很委屈，“我的婆娘，怎能让他摸来摸去的”。篇幅很短，一气呵成，没有一句废话。。

和汪曾祺一起创造《沙家浜》的阎肃说过，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他们那个年代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他唯一的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絮絮叨叨说了好多，父亲想了想，说：“对！对！”汪曾祺后来总是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前几天跟潘久阳吃饭，说起他跟他爸吃酒的事，每次爷俩对阵吃酒，只要老头儿一走神，他就偷偷的把老头儿的酒倒过来一点，出手很快，悄无声息，媲美楚留香。老潘的动机不想让老爹多喝，又怕伤老爷子自尊，所以练就了这手功夫，每次爷俩喝一瓶茅台，老头儿一直以为自己是半斤的酒量。
我对老潘说，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大家都点头。

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讲，我就想做一个凡人。凡人有血有肉，有爱好有痛苦，有人间烟火的范儿，有对美好的追求，汪曾祺也是这样一个凡人，他爱写作，爱艺术，也爱美食，古人说，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

汪曾祺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老头儿很是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他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他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曾祺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曾祺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27岁那年，杨再兴投奔了曹成曹老大，成为曹手下的一名悍将。第二年，岳飞被赵构任命为潭州兼权荆湖南中安抚使，进讨曹成。曹成令杨再兴集结三万兵马来和岳飞对打，他天生神勇，初出茅庐就阵斩岳飞帐下第五猛将韩顺夫，枪挑岳飞的弟弟岳翻。这是他第一次在历史上留名，时间为1132年。

流寇曹成兵败，岳家军穷追杨再兴，走投无路的杨再兴跳下悬崖，抓住悬崖上的藤条，岳飞的部将张宪张弓搭箭就要射杀，杨急忙大喊：“带我见岳飞！”这个情节，宋史就记载了这么多，说的含含糊糊，不知道为什么追兵压下愤怒把他拉上来，也不清楚为什么杨再兴认定岳飞肯放弃杀弟之仇，无论如何，这个悍将没有这么窝囊的死去，我们还能有幸翻看他那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
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岳飞以抗金为重，将材难得，不计个人恩怨，慨然为之松绑，劝其“以忠义报国”。杨再兴大为感动，从此追随岳飞。

 

杨再兴传奇故事的高潮发生在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7月上旬，金兀术（完颜富弼）率1.5万骑直袭郾城，拉开了郾城大战的序幕。郾城大战，是岳家军与金兵进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战役的惨烈程度都是空前的。岳飞亲自披挂上阵，一帮手下自然死命前冲。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杨再兴竟然单骑冲阵，要生擒金兀术，在上万人中冲杀一气，找了半天没找到金兀术，郁闷之下，撂倒几个百个金兵，负伤50多处，杀了回来。此役杨再兴一战成名，也让骄横的金军彻底崩溃了，他们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大概五天后，7月中旬，金兀术又率兵进逼临颍，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领300骑兵在小商河巡逻，发现金兵，巨兴奋的冲杀过去，数千金兵一触即溃，杨再兴领兵追击，待他们越过一片丘陵时候，眼前是黑压压的金兵主力。 
宋史平淡的描述了杨再兴他们看到的情景：“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 
犹如斯巴达的300勇士，杨再兴和跟他一样彪悍无比的手下，毫不迟疑的冲杀上去，这300只猛虎在12万金军主力中横冲直撞，纵横捭阖，宋史记载，这帮爷们杀敌2000，击毙万户长撒八孛堇，干掉了100多个千户长。
金兵矢如雨下，杨再兴每中一箭都随手折短箭杆再战，继续杀敌，尤如天人降世，神威凛然。一时间小商河上尸堆如山，杀的金军胆颤心惊。然而，战争毕竟不是神话故事，他杨再兴再神勇，也不是金刚之身，也是天公不作美，偏在此时突下大雨，小商河一片泥泞，杨再兴马陷小商河，被乱箭穿身，以身殉国，时年37岁。后来金兵焚烧他的尸身，竟烧出铁箭头二升有余。

(杨再兴入阵图)
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自身多带有“防御”的性格。与杨再兴同时代的岳飞、韩世忠、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每一位都名垂千古。然而，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我们读到的是“屈辱” 和“愚忠”，除却大汉族主义的成分，我们的英雄总是被动的，带防御性的，忠君的，他们不是被奸佞陷害，就是被当权者压制。
中国的官僚主义体系，既要管理约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更缺乏一个健全的中层机构对社会财富和资源进行高效率的调配和管理，结果只能是注重数量而无法提高效率，以道德代理法律，用儒家的教条来充当社会准则，——加之从赵匡胤开始，赵宋王朝就重文抑武——如此诸多的因素叠加，长此以往，导致两宋军威不震。
岳飞和韩世忠之所以成为名将，正是因为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束缚，以战养战，才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他们最终都为秦桧之流所不容。

 

铺陈历史往事，在于检讨发生的事情,得出一些东西，正如张学友唱的,"从历史中学每一课/到今天该如何/过去的事不能再从头如果/未来却不能错"。罗嗦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明，在12世纪上半叶风雨飘摇大环境下，岳飞的岳家军为一个异数，杨再兴是这个异数中的翘楚。我们怀念英雄，更多的是怀念一种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精神让我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石头，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出口。杨再兴的彪悍，勇猛，也是我们精神上失缺的——这也是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极力主张弘扬的中国的武士精神。

小时候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最喜欢的一节就是小商河的故事，今天再把这故事拿来咀嚼一番，因为我们太缺少这种血性的英雄，他们张力四射而非悲剧人格，酣畅淋漓而非矫揉造作，快意人生而非沽名钓誉。

郾城大捷后，宋军与金军在朱仙镇对峙，岳飞被12道金牌诏回时，宋军为了掩护民众的撤退，发出消息说要渡河进攻，金军立刻从汴梁一撤200里。大金的精锐之师的胆已经被以杨再兴为代表的岳家军彻底吓破了。

（杨再兴墓）
杨再兴殉国后，岳飞悲痛欲绝，于小商桥哭祭，全军举哀，把杨的骨灰葬于商河北岸(临颍县黄帝庙乡小商桥村东)。此后的八百年里，由于敬重他的忠勇爱国精神，历代都以修陵建祠的方式表达对英雄的敬慕之情。清康熙四十九年，临颍知县沈近思重修将军墓，道光二十五年，临颍县知县王焕辰召集群众捐地20亩，再次重修陵园。

他的故事也一再出现在戏曲中，继续演绎着小商河一战的悲壮。这是对一代悍将最隆重的追思。

我读书有个毛病，总是过分投入，过分的与书中人物“感同身受”，我发现好多人一样——我们读历史，读小说，很喜欢把自己置身于彼时彼景——为主人公悲伤、欢喜、叹息，一次次的唏嘘，在命运、人生、自然法则、朝代更替等主题中，我们投入了过多的感情。

可是，当我们合上书卷，离开电脑屏幕，回到现实中，你心里多少会有点感慨，好文章给我们欣喜，烂文章让我们不屑，文字排列组合成故事和思想，在脑子里打转，你总是忍不住要思考，期望自己就此能“悟道”。我的经验是不能细捉摸，任何一个故事，一个道理，往细了看都会有破绽，你要不是打算做论文研究，最好别细究，瞎耽误功夫，跟那些思维严谨、运用各种复杂工具的学者相比，普通人更容易钻牛角尖，费半天劲也没“思考”出个所以然，无端的生出一股挫败感，反正每到这时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妈的，书上的这些王八蛋与我何干？！

不管怎么说，文字是这个世界上最牛b的导演，她比任何一部大片都让我感动，她保持了叙述的完整，同时给了我想象的空间。即便如此，也掩盖不了我合上书后的落寞，那些故事在书桌上静静安睡，等着我下一次的临幸。

当然，也有合上书不落寞的时候，那就是——再次翻阅大师的经典。
近几年翻阅了不少书，大多是囫囵吞枣，细细算来，真正精读的，也就是黄仁宇和钱穆了。最早接触的是黄仁宇，从《万历十五年》开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到《黄河青山》、《关系万千重》，我对《万历十五年》的喜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本颠覆我历史观的经典现在成了畅销书，每次被人借去，都不再归还，一买再买，算下来，已经买了不下10本了。

其实黄仁宇合钱穆的核心学说差别不大，但不是一个级别的，黄是个学者，所研究的只是一个流派，钱穆你只能用“宗师”来形容，甚至用“国宝”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我对黄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亲切，由他的著作才接触到钱穆。二者各有千秋，钱穆的优点是说话很清楚，黄仁宇洋洋洒洒的东西钱穆几句话就摆弄清楚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开篇第一节就写的好：中国政治从秦汉开始，“秦只是汉代的开始，汉大抵是秦代的延续”，对仗的一句话，把一大段乌七八糟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而黄更善于在故事中阐述道理，黄的文章比钱穆看起来更像论文，但就是比钱穆写的好看。

当年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简直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我靠历史原来也可以这么写，一刹那醍醐灌顶，发现自己多年受教育的历史观是多么的狭隘和肤浅，有一种近乎受骗的感觉。看待历史应该把视野放宽，不能被意识形态左右，尤其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于是我知道了，在大时代背景下，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将军也好，都无法控制和引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黄仁宇同情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们。他的国民党军官背景和美式教育，以及剑桥学者的经历，也使得他的整体思想相对中立一些，他的经验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当今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
一个人年轻时弃笔从戎，中年后远渡重洋继续求学，这独特的经历多少左右了他的历史观，对于近代史，他不可避免的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对蒋介石的崇拜之情，多次为蒋开脱，但他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昨晚咳的难以入睡，翻出钱穆的《湖上闲思录》来看，在“情与欲”那篇里，大师这样写到：
“依照中国人观念，奔向未来者是欲，恋念过去者是情，不惜牺牲过去来满足未来者是欲，宁愿牺牲未来来迁就过去者是情。中国人观念，重情不重欲。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中国文学里的男女，很少向未来的热恋，却多对过去之深情，中国观念称此为人道之厚，因此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60年过去了，读来依然温暖，依然睿智，只是大师描述的这种古典感情在当下已经凤毛麟角了，我们也只能遥想。我记得在央视的网站上看到钱穆的妻子写的文章，怀念伊和大师的生活片段，很是感人：

“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

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

 

所谓红颜知己，大抵如此吧。

 

昨天写了一首歌词，名字叫《Girlfriend》。

本来是写给刘卓唱的，写完自我感觉不错，兴冲冲的mail给sunny看，伊一个电话打来，狂批一顿，

原话摘录如下：你这孩子不学好，现在也学的这么酸吧，这么酸的曲儿哪适合刘卓唱啊，你还不如给他写首宝玉唱给黛玉的情歌好了，说他们俩前生有缘，傻宝玉上辈子是一块石头，有一天掉到她头上，两人这辈子就纠缠上了......
接电话的当儿，我正徘徊在工体附近各大药房，给姥爷买药，那药必须要处方，不然死活不卖，我碰了一鼻子灰，正黯然神伤，又听到这么打击的话，很不爽。
工人体育馆东门附近的树林里栖息着乌鸦喜鹊家雀之类的禽儿们，树下鸟屎斑斑，煞是壮观，于是我跟sunny讲，有缘分非得掉石头干嘛，鸟屎成吗？

上午在msn 遇到画儿——这是个做插画做的很牛的朋友，风格与几米神似，但比几米精致。他以前邀请我帮他写插画的文字部分，我把这首酸曲给他看，他觉得很不错，说不是很酸，还说要给它配图，这多少让我欣慰。

以下是歌词，根据mavis同学习作改编，虽然歌词大意、意境与原作大相径庭，但还是要声明，对于这首歌，伊同样享有署名权。

girlfriend，
你一直是我的那支淡香水。
气味和记忆总是可以相依偎。
我们牵手逛街/拥抱哭泣，
岁月如歌
静静慢慢软软
一直相爱。

One day,when we were young......
我们小声讲话/放声歌唱
笑着阅读那悲欢离合，落下泪来。
我们一同书写/年少的秘密，
平摊眉目间的风波，
掠过无数喧嚣与静默。

One day,when we were young......
我们总会长大/慢慢变老
时光雕刻我们的生命，如此从容
我们彼此学会/包容与欣赏
一起品尝爱的琐碎
吃掉那些无聊与烦躁

如今，距离让我们似乎若有若无，
却不曾离弃。

岁月如歌
静静慢慢软软
一直相爱。